書評 劉靜貞: Imperial China: 900-1800, F. W. Mote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xix+1106 pages， ISBN 0-674- 01212-7
书评 刘静贞
作者系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
Ching-cheng Liu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Soochow University.
BIBLID 0254-4466(2006)24:1 pp. 497-501 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民国95年 6月)
收稿日期:2006年3月6日，通过刊登日期:2006年4月19日。
《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教授一生最后的一部大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 2000 年出版。牟教授早年曾写过《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介绍先秦诸子思想的特色和交互关系，但真正的学术专长在于元明史，曾参与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至于这本长达一千页的巨著，历述自唐末五代到清朝中叶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变迁，则可说是他自 1956 以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讲授中国史的总成果之展现。
据说此书缘于牟教授曾与同在普林斯顿任教的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先生有约，要合写一部给大学生读的中国通史，故两人分工，从秦汉到唐的中华帝国史前半部由杜先生执笔，牟先生则负责宋元明清的下半部。后来杜先生因主持剑桥中国史的编撰而不得不放弃前半部的写作计画，牟先生却终于在退休多年之后完成此书。
倾毕生所学，写一部纵切横剖既博广又精深，却又能文笔浅白的通史性论著，似乎是很多历史学者的心愿。但真正要付诸实现，实在需要过人的毅力与学力。只是成书之后，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似乎仍然很难摆脱一些讲历史和读历史时既有的迷思，免不了要落入「为什么要念历史?」「什么才是历史的重点?」「该教什么样的历史?」甚至「何谓历史?」的迷惘中。
于是在序言中，牟先生先从他自己作为磔究者的亲身体验说明:治中国史者，必须对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化有全盘的认识，才能好好地进入自己感兴趣的某个部分去磔究。然后又以退为进地承认，我们的确应该认识当代多些，然而除非能先掌握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否则是无法适切地理解当代中国的。这些话虽然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但是这种强调磔究「局部」议题亦当与「整体」历史理解相联系的态度，以及要将「过去」与「现在」相连结的期许，看在我这个经常面对学生怀疑眼神的第一线历史教学者眼里，实在是心有戚戚焉。
然而，全盘性理解过去的历史，可以有如许好处的期待，要靠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落实呢?据牟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自觉地选择政治面作为他叙述历史的重点，因为这是他自认能做得最好的方式。而在政治相关的叙述中，他所挑选的人物和事件则是他相信最能吸引现代读者，又最能展现历史动向者。
展读全书，自西元 900 年至 1800 年的断限，对应到中国史，恰与五代之始(907)和乾隆之死(1799)的时间点相合。这段时间被切分为五个部分来讲述，其标题分别是:征服王朝与北宋(1900-1127)、征服王朝与南宋(1127-1279)、中国与蒙古世界、本土王朝明之统治(1368- 1644)、中国与清初的世界。基本上这是以时序为编排的基础，从表面看，似乎仍是一种朝代史的分期。但如果进一步关注到其内容之铺陈，其实并不只是单纯地由朝代兴亡着眼而已。
对于牟氏而言，这九百年时间，含括了唐宋变革期、中国新传统时代的形成与帝制晚期等阶段，同时也是所谓「征服王朝」在中国扩张其统治的时期，这段起伏变迁的历史，实有其内在的一致性。那就是农业的中国因着与所谓内陆亚洲民族之间互动关系频繁，引发出的一连串事件，并因此所诱发的体制性变化。牟氏认为，这样的互动关系以政治事件与政治体制的变化最为明显，因此，他最主要的关心，即在于建国者与其统治体制之所以建立，以及帝国在运转过程中所面对的各式挑战与因应。
正如牟氏所自承，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用一本书面面俱到地写尽历史，所以他选择以政治史为主线，尤其是政府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并利用传记资料加意描写困帝、宰相和宦官，还有士大夫官僚和部族领袖如阿保机、阿骨打和成吉思汗，因为后者不但关系到边境政策与国际关系，也是引发征服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
因此，本书虽以《帝制中国》为书名，但显然不只是要突显西元900 年后中国在政治方面困帝统治的逐步强化与定型;而是以困帝统治制度为基调，由此论证出整体社会历史风貌变迁的方向。这对牟氏而言，是可行且应行的途径。他并由此铺陈出:以帝制为基调的中央集权化历程，以中国仪礼为本位的国际关系体系塑形，贸易的递增与人口的成长，还有文人士大夫阶级的形成，印刷术与新儒学之发展......。因为牟氏深感，这些正是中国高度文明之所以成就的历史表现所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历史即政治史的说法，日本学者寺地遵甚至论证说政治现象可谓是人类诸活动之总合;无独有偶，牟氏也将这本通史性著作的主鲖放在政治史上。但是，与其因此便论证说:牟氏认为政治人物与社会、制度的互动，及其个人意识在其中的作用，乃是说明历史发展最有效的方式;并且以之对照于目前学界m受鲋吹，以社会制度结构或是底层人民生活史为主鲖的叙述方式，极力分辨其间高下。倒不如试着思考:对于牟氏和他所归属的学术社群，甚至时代而言，这种思索并解说历史的方式，在阅读历史以理解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时，何以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尤其在读过黄仁宇从技术条件与制度结构着盝以评价中国历史，委曲陈说各类人物在此框限中枉然挣扎的历史解释之后;再面对牟氏著重「人」在历史长流中的作用，不容许历史人物回避自身判断错误责任─特别是困帝─的想法和写法。至少对于我自己而言，实在不能不认真地思考:历史研究中究竟应该如何(或是可以如何)剖析「人」与其「历史情境」间交互应对关系的根本性问题。而且也不能不细思，是否真有所谓完整呈现历史整体面貌，或是完全掌握历史发展主鲖的可能，又要如何才能达成这种可能鴸一个不一定完全贴切的借喻，经过不同人书写而成的各式历史作品，很像是让很多小朋友甚至成人都着迷的万花筒。因为说穿了，经过不同人手晃动的万花筒，虽然拼组出一幅幅千奇万幻，截然有别的花彩画面，但论其实质，终究就是那么一筒零碎的原料。当然，历史研究不可能像万花筒晃动时那样地任意。但是要说明并呈现「过去」之间组合关系的取径，的确不只一种;前提是将原料转化为「历史」之时，必须经过严谨的检证过程，并且经得起学术的追问。
事实上牟先生自己也不觉得他所呈现的，就是这九百年历史的全貌。所以他在书写历史史事变迁，勾勒历史发展脉络之余，也不忘提醒读者，在书写与阅读历史之际，必须切记，历史呈现的面向一定会因为切入的角度不同而出现轻重有别的问题。他希望读者了解，这本书要谈的既是中国的历史，自然会以中国为主轴来述说，相对地，世界上其他相关人事就只能在这个主要脉络之下被带入，而这的确只是众多讲述历史方式中的一种。 (页 30)他还要读者注意，历史学者永远也不可能掌握完整的资讯，而且我们今天所关心的议题，和留纪录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可能南辕北辙。 (页 72)
所以，当我们读着牟氏用政治事件以及君主、英雄所建构起来的这九百年历史时，理当先有这样的认识:经过牟先生重建工程而呈现于今日读者眼前的「历史」，当然不可能是「过去」的完整再现，其中不但有着一些必须靠想像填补或未及填补的罅隙，也有着牟先生为求帮助读者适切理解当代而特别加强阐发的史事。最明显的例子是，既然牟氏认为这九百年起伏变迁的内在一致性，在于农业中国与内陆亚洲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频繁，那么就无怪乎他在政治史所展开的基调上，要特别注意陈述非汉民族或是外来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且借此构筑中国人与非中国人在九百年间如何相争、相交且相调适的历史过程，视中国为一历史建构的结果。只是，在这种企图补救以往征服王朝被忽视，极力从汉族中心论转为多元史观的写作过程中，牟氏对于周边民族政权和蒙元史，以及历朝和周边关系的论述，究竟是明晰而平允，抑或是反而造成某种矫枉过正的遗憾，恐怕要等到更多学术研究成果出现，才能够进一步澄清了。
牟先生说他自教书以来，就希望能将中国清楚地呈现在美国学生面前，这本书正是出于此长期努力的积累。而他所期待的读者群，乃是对伟大文明有兴趣的一般人，他们在阅读这本书时已经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和经验，而且不是只想要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牟先生对于读者的期待，让我不禁想起宫崎市定对于他如何写《中国史》所作的说明。同样是历史学者晚年的回顾之作，宫崎先生则是以「具有前途的年轻一代为对象」，要与「那些即将开始做学问的人」「研讨学问」。所以他是以「何谓历史」作为总论首章，并且声明自己撰写此书时，对于既有的概说书，特别是教科书，不论是他人或自己所撰，都尽可能地不看;以免产生那个也想写入，这个也想写入的欲望，致使内容极其繁多，著者本身的思考反而被埋没其中。对于他自己记忆中全然忘却的事实，他自信那是只有被遗忘之价值的事实。宫崎的自信当然是史学大师才有的自信，但也源自一种历史学发展到某一种程度后就变成文献学的担心，因此他特别强调历史学是以选择来决定的学问。
相对于宫崎期待与之对话的专业读者，牟先生所选择的乃是需要引导指示的一般人。从繁芜的史实中撷取精要事件，使读者费时不多，便能获知一个历史发展的特色和梗概;并且叙述和解释兼备，严肃和趣味并融，这样的历史教科书，似乎是很多人的期待。从美国读者发表在网路上的书评来看，牟氏的文笔确实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只是以千页份量撰写的半部帝制中国史，也让不少人却步，甚至想像它的读者会是准备中国历史考试的研究生们。但这或许就是牟氏所作的另一重选择与坚持，在这个讲求轻薄短小的时代，牟先生以他最擅长且认为最好的方式，为那些对伟大文明有兴趣的一般读者们，开通一条认知帝制中国后九百年历史文化的渠路;而且用大量的人事与论证，让读者具体地体认到─历史的认知不可能只透过一个简单的答案。